今见网路上有一篇署名李長之的文章，标题是《孔子可谈而不可谈》（查询知，李长之，生于年，卒于年。曾发表过《鲁迅批判》等文章，也曾被划为右派。而这篇《孔子可谈而不可谈》应该是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李长之《孔子的故事》中的一篇）。篇题起的有些莫名。其曰：“有人说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和宝库，孔子是应当谈的；有人说孔子曾经被统治阶级利用，已经和封建势力有着不解缘，如果谈孔子，就会为反动势力张目，孔子是不可谈的。我认为可谈而不可谈，单看如何谈，在什么时候谈。”但“谈”字是一个泛乏中性的字眼。谈何？何谈？从其行文前陈（前陈亦为因明学术语，原指主词。此指前面所陈述的内容）言“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和宝库，孔子是应当谈的”见，则其所言“谈”字即为属褒美之谈。公孫龍子《指物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即所谓“物莫非指”。物莫非指，言天下所有事物，都在乎于其所指。如泛泛之陈说者，即为无所指也。泛乏无所指的文字，即属虚文无意义者也。《指物论》另有曰“天下莫非指”，或有曰“天地一指”。故无论哪一种言说，都应该有所陈白和指示。事物都在乎于如何指陈。凡天下者皆属于指，天和地也都属于指。而所谓指者，即为具体之陈白，非笼统颟顸之率言。若李長之所言“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和宝库”即为一种率言，盖帽之率言。此种盖帽率言并未指出孔子为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和宝库。所以，正常具有思维能力者就要拷问他：难道孔子出生之前就没有中国文化吗？难道管子、晏子、老子、列子、莊子、墨子、楊子（楊朱，非漢·楊雄）之流就不传承中国文化吗？儒家著作中大量充塞着这种随意夸谩之率言，如“仲尼不可毁。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见《论语·子張》子貢所言），如“天不生夫子，万古如长夜”（出朱熹的《朱子语类》卷九十三），俱缘于一种教派弟子门徒们师生感情艽纠，臆想攀升，顽迷痼结，其实即为不可理喻者也。若循正常理性思维者，凡见此类论点的提出，俱要质疑之，俱要拷问其立论依据何在？拷问其论据者，即为问其何所指也。此即公孫先生形名学思想《指物论》“天地一指”之寓意所在。说天也好，说地也好，都要看其何所指者。如从因明哲学论，则要讲宗、因、喻三支，此三支俱要明确。宗支（相当立论）的建立，必须要有因支（依据的道理），还要有喻支（具体比方说明）。而其言“孔子曾经被统治阶级利用，已经和封建势力有着不解缘，如果谈孔子，就会为反动势力张目，孔子是不可谈的”，即等于在说孔子是孔子，统治阶级是统治阶级，将孔子和统治阶级之间做了一种毫无道理的切割。凡此等率言者，即要拷问他，难道孔子不是从青年起便踏入仕途？难道孔子不是一路为官至魯司寇（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副总理。按照《孔子年谱》，孔子20岁为委吏，21岁为乘田……52岁由中都宰升小司空，53岁为魯司寇）的吗？难道孔子不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不能代表统治阶级吗？李長之为近代新儒家学派著名人物馮友蘭弟子。所谓的新儒家学派，是随着五四运动应运而生的，其实即为旧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中被激荡冲击之下变态扭曲出来的一种儒家学派。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自己给新儒家所下的一个定义是：“凡是愿意以公正的心怀，承认人类理性的价值，以抵抗一切非理性的东西（包括哲学思想、观念系统、主义学说、政经活动等），他就是儒家，就是新儒家”。牟宗三的这种定义即为一种似是而非的谬论，这种谬论是将儒家或新儒家与“人类理性”划上了等号。若从因明学立论见，言其犯宗过者，即为犯“能别不极成过”。立论在因明学中称之为宗。凡宗之建立俱要有前陈和后陈，即相当于要有主词和宾词。如言“火生烟”，火是前陈主词，烟是后陈宾词。犯能别不极成过者，即为后陈宾词不具备充分正当性。在这里，儒家或新儒家是前陈主词，人类理性则是后陈宾词。以各家学术学派，但凡有思想言说者，都会有一定的理性成分在，而这种理性成分决非仅仅是属于儒家或新儒家的。所以，牟宗三的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固不能将人类理性与儒家或新儒家划上等号。如循因明学理论再追究之，则可以说其还犯了所谓“相符极成过”，以所有的学术思想家们都是要标榜理性的。即如言“某人有头”，以所有的人都是有头的，所以立论说“某人有头”就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此即为犯相符极成过者。所有学术思想必然都会有一定的理性成分在的，就像所有的人都会有头一样。退一步讲，至少语言文字本身就是属于理性思维的，而所有的学术思想都是不能离开语言文字的。所以，但凡称言一个学派学术思想者，关键只在于其强调什么，或其提倡什么。另外，还可用反证法来驳斥他这种观点。反证法所采用的依据也是一个立论：理性主义的对立面是威权主义。而孔子儒家学术的思想实质就是属于威权主义的，所以孔子儒家所倡导的就非属于理性主义者。研究孔子儒家思想，从《论语》见，其属于理性思辨探讨问题之处几乎不存在，多只是充塞着仁义道德等伦理教条，未有诸如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一派的提问和质疑及思辨者。相反，孔子儒家思想中提倡所谓的“三畏”（出《论语·季子》“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大人，畏圣人言，出于一种畏惧心理者，彼此间即不能进行正常对等的理性辩论。是故，孔子儒家思想的本质，因此就可以说是为封建专制统治者行威权驭民之道张本的。从孔子个人行迹见亦尔。如当时有闻人少正卯与孔子一样也在魯国授徒讲学，据云孔子的弟子都被吸引了过去，故孔子门庭“三盈三虚”（出漢·王充《论衡·讲瑞》：“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出”）。而孔子任魯司寇后甫七日便诛杀了同为教育家的闻人少正卯。如果孔子也提倡理性思辨的，当时就可以与闻人少正卯展开正常的学术辩论，而不是假官威刚狠诛杀对手的。▲《孔子圣迹图》新儒家中的代表人物，以熊十力、梁漱溟、馬一浮、馮友蘭等为前期代表性人物，以東方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为中期代表人物，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有成中英、劉述先、杜維明、余英時等。有些现代学者虽然不以新儒家自居，但其思想观念却是与这些新儒家们一鼻孔出气的，如学者秦晖等人，其实即为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者。虽然这些学者往往会标榜自己属于新时代，代表科学进步和现代文明精神的，但他们骨子里依旧却是属于儒家腐朽没落的。话说新儒家学术思潮也有其属于纠枉过正的一面，即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人们当时确实有一种全盘西化的倾向，而新儒家们的出发点即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坚守，但问题是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往往便会沦为一种变相的迂腐和没落。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往往会将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划上了等号，似乎言中国传统文化者就是指儒家者，言儒家者就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事实上儒家文化原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小部分，在春秋时代中国文化还是属于百家争鸣的多元文化生态系统，至少在秦、漢之际还有齊学或宋学（墨家）学派能与儒家学术相抗者。儒家一枝独秀的局面出现是在漢武帝之后的，是当时的统治者奉行“罢黜百家，独崇儒术”所造成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旧文化的扬弃或批判主要也是针对儒家文化的。即为当时旧中国文化体系确实是属于儒家文化的一种专制体系。故当时的青年学子们对旧中国传统文化的猛烈抨击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儒家专制学术体系本身的。若新儒家们的出发点虽然也不无去芜存真的理性主义期盼，但这些新儒家们却依旧是属于思想腐朽保守的，沉湎於旧梦偏爱痼结的。这也很可以理解，毕竟数二、三千年来的中国读书人一直都被封建统治者灌输着专制思想毒素。这有点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起先是被动地被灌输了封建专制思想毒素，久而久之反而对这种封建专制思想毒素产生了依赖和眷恋。故李長之的文章中充塞着诸如“真正尊爱孔子”、“爱孔子”之类，和理性思考没关的喃语。相信这种喃语也是出自他内心真实的。▲李長之《孔子可谈而不可谈》截屏
有些则是属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人的一种陋习，即为彼等封建统治者御用文人们要行愚民之道，惯于耍弄文字技巧伎俩，会用各种绮惑穿凿的辨言（模棱两可之言）来糊弄读者。故时遭战国乱世，文章语言体系上出现了各种混淆和穿凿，而公孫龍子先生有鉴于此故，便要倡导形名之学，务在令世人假此形名之学能清楚地辨别各种属于语言文字的绮惑混淆。
绮惑作文者惯用的一种手法是将某种似是而非观念巧妙地植入其行文序列中，要令读者不知不觉地习惯于接受和认同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如一篇其标榜儒家有别与法家的文章中其称言：“孔子思想并不仅仅是现在人们理解的民本思想”（见下图其文截屏）。但这样的一种说法首先是在认定孔子的思想就是民本主义思想，然孔子的思想是不是民本主义的呢？▲秦晖《五四新文化运动，认错真正的敌人》截屏研究孔子思想，如从《论语》或《孔子世家》等记载的孔子言论见，孔子的许多言论其实是与民本主义向左悖的。但这里首先是一个语言学形名厘定的问题，先要弄明白何为民本主义。
“民本”一词出自《尚书?五子之歌》之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正义》（唐代孔頴逹著）言：“太康失邦，啟子也，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反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从是见，《尚书·五子之歌》即为夏朝之作，传递的是夏朝人的一种思想理念。而孔子崇奉的是周道，如《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夏人尚质，殷人事鬼，周人崇文。故三代虽然相因，但各有崇尚之不同，相因而更迭。若孔子所推崇的则是周道。故虽然《尚书》中有这种民本主义之言，却不应该被视作是孔子儒家的思想。形名学厘定，如词汇者，则要每字逐一厘定。如“文明”这一词汇，要分别释说“文”字和“明”字，然后才能得到“文”字、“明”二字相组合之词义。若言民本主义者，“民”字可不用解释，解释“本”字即可。“本”字从“木”字而下部多一短横画，象形寓意即表注重“木”字之下部，即如树木之根本也。从《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见，即为言民与邦的关系。邦，亦即邦国之邦，现代意义则指国家。国家是由百姓人民组成的，故百姓人民是立国之根本。如集团企业单位者则指员工，员工是集团企业单位存在的根本。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复杂的，包含各种可能。所以，言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思想，就要抓住其所注重的和提倡的。如言孔子思想者，则应看孔子强调的是什么，问他主要提倡什么理念？一者，这种出自《尚书》古道的民本主义思想强调“民本”的同时又更强调“君主”。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者同时也是君主主义者。如《尚书·皐陶谟》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此言还寓含属于古代原始天上帝信仰的成分）一方面在说上层领导者（天），另一方面在说下层普罗大众（我民），是一种上下见合的理念。而孔子的思想理念，从《论语》所载见，但有强调上层领导作用的，如其言“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出《论语·子路》），是属于君主主义的，却不存在强调下层民众素养的民本主义思想。故从《论语》之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出《论语·颜渊》）见，其所强调的是统治者的作用或领袖的地位，这都是属于君主主义的。与君主主义思想对立的便是民本主义，但从《尚书》所见，这种君主主义和民本主义的对立即应被视作相辅相成者。君主主义和民本主义，彼此都有其正当应性，如一个国家或企业单位，领导人素质固然是重要的，但百姓人民或单位员工素质也同样是重要的。然《论语》孔子“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之说则在偏面地强调领导的作用，是属于一种纯君主主义的观点。故民本主义和君主主义本来应该是互相兼容，上下相见合的。这种互相兼容、上下见合之道，即为真正之古道，属于伏羲文明、大同文明之精粹。最具表征的即如至今屹然矗立的古埃及金字塔等古代陵墓类建筑遗迹。古人建筑金字塔的作用会有许多方面，其中一种作用即为默默地表示着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虽然金字塔有上下高低阶级落差，却也寓意了某种平等性。这种平等性，一者体现在金字塔的堆垒，每一块方石都是相等整齐的，而高下阶级落差但只是由堆磊先后次第自然形成的；再者即为一种堆磊形式上的平等，无论是最下层的，还是最上层的方石，都是以这种相等的几何学原理堆磊而成的。是故，各石块之间的受力亦是均衡平等的。由此，即能代表一种世间治理的秩序，最齐整稳定的结构态。（笔者注：金字塔是伏羲文明在西方表征王道的，东方则另有一种表征法，详见《文明论·上部·形式究原》及《文明论·下部·图腾氏族徽纹》）▲胡夫金字塔（阿拉伯语：???????；英语：PyramidofKhufu），是古埃及金字塔中最大的金字塔。塔高.59米，因年久风化，顶端剥落约10米，现高.5米，相当于40层大厦高。大小不等的石料重达1.5吨至50吨，总重量约万吨，其规模是埃及至今发现的座金字塔中最大的。是故，强调领导作用和强调基层素质一样之重要，固不能像儒家那样行愚民之道，但偏面地强调“善人为邦百年”。君主主义和民本主义原来应该是并行不悖的。所以，光有一个优秀的领导而没有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是不行的；同样，任何队伍中，如果没有一个突出优秀的领导者，那也是不行的。故中国革命过程中，经过许多挫折之后，方真正地总结和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民主集中制（最初提出者是列宁），其实此即最符合伏羲文明精神，是属于古道，自然之道的。笔者以为，这种崭新的，行之有效的民主集中制形成即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无关联，中国的革命者们是因五四运动吹响了新文化的号角，在新文化思潮激荡之下，旧传统思想摧枯拉朽之后，才得以唤醒了人们心中属于真正華夏先民的古道文明精神。而民主和民本是相近的两种提法，都是在强调和注重基层民众的力量。但文法上论说，民主的“主”字上部从丶，古文丶即为表太阳在正当中上方为一日之主也。而英文democracy，词根demo-是民的意思，词根-cracy是政府的意思。故英文democracy本意指人民组成的政府，与中文民主之意略有差异。新儒家们或称儒家亦有“天下为公”之说，而天下为公则是一种民本主义思想。《礼记·礼运篇》中确实记载所谓孔子之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但《礼记》是一本很特殊的典籍，是在漢武帝奉行“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之道后，由宋戴公二十三世孙戴聖所著。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戴聖所承为宋学，与墨家学派即属同源者。故戴聖所编《礼记》其实是将原属于墨家学术的某些思想观念改头换面窜入其著作之中了，是一种在当时的文化专制体系中不得已的一种作为。这种观点是可信的，以《礼记》此篇所言“人不独亲其亲”确实与墨子所提倡的兼爱、大同思想是如出一辙的。而《论语》等儒家正统典籍中并不显见存在这种兼爱、大同思想。退一步说，如果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那也只能算是偶尔陈述古人之言，而他自己并不信奉和倡导这种理念的。如果他自己也推崇和倡导这种思想的话，那就应该会在《论语》之中有所出现。而孔子之后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甚至还激烈地抨击这种属于宋学墨家一路的兼爱、大同思想，称“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论语》是孔子过世之后其弟子采编的孔子语录，即为当时孔子教授传递给弟子门徒的，故最能表达孔子的核心思想内容的莫过于《论语》。若《论语》中记载孔门弟子问“仁”之处最多，据此即可立论，说仁学是孔子学术的核心内容。故新儒家们称孔子主张仁爱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即为孔子《论语》中白说最多的字眼确实即为“仁”字。但孔子所说的仁，多属于统治阶级上层者对下层百姓人民之态度，其本质上依然还是属于君主主义的。且孔子所倡言之仁义，还可能沦为假仁假义者，以这种孔子所倡言的仁义是建立在“亲亲”基础上的，所以便可能会沦为对亲属家人过分讲仁爱，而对他人则凶狠残暴不仁（注：这也改开后随着儒家思想卷土重来，为什么会出现巨量贪污腐败的原因之一）。所以，其所言仁者，或即为不仁，故《莊子》因此有曰：“虎狼，仁也”。老子、莊子自然是看穿了孔子所言之仁义，即为虚饰之假仁假义，且此种仁义还存在一种扭曲违背自然人性之处。故《莊子》中记载孔子与老子问答的一段话曰：孔子率徒众“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老聃中断其说，曰：太漫，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何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和乐，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噫，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夫！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仿德而行，遁遁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失之子焉！噫，夫子乱人之性也。”从《莊子》这段文字内容见，孔子朝周期间曾向老子陈述所读过的经学内容，而老子问他这些经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孔子答曰：“要在仁义”。故从这点说，孔子的思想核心为提倡仁义者，应属不谬。《莊子》中所记载的孔子对仁义的理解和宋学或齊学中所提倡的兼爱、无私相近一致。但从《论语》见，孔子诸般回答弟子问仁者，却并未见此种包含兼爱、无私思想的仁。《论语》中弟子问仁者最多，而孔子所答各色之不同，或曰“仁者爱人”（稍有兼爱之义，但和墨子兼爱是不同的），或曰“近乎勇”等。但“仁”字本身的含义是指秩序的建立，“仁”字通“次”字，俱从“二”字。“二”字字原为新月之现，逐渐提升丽天当空。故“仁”字有逐渐提升之意，代表着一种平和的社会秩序。故儒家学说若有可取之处者，即指此也。▲秦晖《五四新文化运动，认错真正的敌人》截屏虽然仁义道德是孔子《论语》所陈述的。但仁义道德乃属普世理念，并非一家所专属者。若老子《道德经》中也讲仁义道德。但作为修身之则，其实不如《管子》中说“恭逊、敬爱、辞让、除怨、无争”来得实在可行。若《墨子·修身》则曰：“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博闻……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管子、墨子之说自然也含括了儒家所言的仁、义、礼、智、信，作为教派弟子个人修身出世来说，则更具体切实可行。故孔孟思想体系中的“仁、义、礼、智、信”（孔子提“仁、义、礼”，孟子补充“智、信”）为当时古代社会的一种普世道德观念，并非专属儒家者。所以，如学者秦晖那样将儒家思想和仁、义、礼、智、信划上等号是没有道理的。▲明代·佚名现代社会提倡平等、自由的民主思想，新儒家们要美化和洗白孔子儒家思想，往往也会附会这种平等、自由的思想理念。如百度检索儒家平等思想，见署名“郭欣蕊”的文章（见下图），▲百度署名郭欣蕊的文章截屏这是将《三字经》开首所说“人之初，性本善”来作为儒家提倡平等的一种论据。且不说儒原分十家，其中孟子主性善之说，而荀子则主性恶之说。荀子一派缘于性恶之说故，便要以法律制裁人性中的各种暴恶，故从荀子后出李斯、韓非之流皆主张强化刑法以建立国家威权秩序。是故，以《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来论证儒家有平等思想，原来即存在着属于儒家思想的自相矛盾处。即便认可《三字经》这句“人之初，性本善”，这种属于人性的平等也是指人之初生童蒙孩提时期的。而《三字经》后一句更说“性相近，习相远”，说每个人出生之后会有境遇之各不相同，毕竟要各奔前程，毕竟要各各归于不同的阶级。此岂能有平等、自由可言哉！若论人性，唯有一种平等可以成立者，即为人性最原始本初的，属于非善非恶者，相当于佛家所说的“众同分”，指人人本具之佛性。只有这种属于心灵本真的存在是属于平等的，即如西方基督徒如《简爱》中所说的“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这种平等，即为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是站位人性最本真处而言的。佛家认为，一旦人认识到这点，时刻不瞒昧这点，那就相当于开悟了。但孔孟之教，包括《三字经》中并不存在这种人性本真非善非恶的平等理念。另外，新儒家们往往还会将儒家和法家作一种切割，即如秦晖之文是。当然，这种将儒家和惨刻法家进行切割并不是秦晖所发明的，历来封建专制统治者要推圣孔子故，一直都在不断地美化和洗白教主孔子及儒家思想。是故，凡属孔子生平事迹中负面的都尽量抹去之，凡历史上酷刑残忍的都归于秦制及法家。但《史记?酷吏列传》明确记言，“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故，孔子本来就是讲“齐之以刑”的，孔子儒家学术中本来就有这种法家思想的。这还包括愚民思想，虽然其行之极致者为秦朝商鞅，但这种出于《商君书》的愚民思想，原来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就存在，如《论语·泰伯》之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便是。是故，新儒家们将儒家和法家进行切割，其实是没有道理的。研究孔子，从孔子本人生平事迹见，即存在许多此类刚狠残酷的一面。如《荀子·儒效》曰：“仲尼将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魯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贩卖牛羊的沈猶氏被吓得都不敢早晨给牛羊饮水了，即为孔子为政之道重在刑法镇摄力，即如孔子为魯司寇才七日便杀了同为教育家的少正卯且爆尸街头一样。李長之之文末后言，“一是把孔子还归一个长期的封建时代，凡是那些助长封建势力的说辞一律用历史的钉子把它钉牢，不必让它和现代生活有何关涉；二是把孔子人格之带有永久性的价值的地方洗练出来，洗练包括批判；三是用发展的眼光，看看孔子为后来恶势力所利用处，都是经过如何的路数，免得我们再蹈前辙。”其言“洗练包括批判”似乎可通。洗炼或可理解为去芜存真。即如孔子思想可保留其倡导仁义道德的内容。但应该明白孔子思想中更多的则是属于封建统治者驭民术的愚民思想以及刚狠残暴的专制主义思想成份。而其所言孔子为后来恶势力所利用者，但这种包括贪污腐败等黑恶势力的思想毒素本来就存在孔子儒家之中，从孔子生平事迹见，孔子本人就是行官商勾结之道的，孔子的大弟子子貢为大商人，子路为巨富之家等，这些弟子追随人孔子的动机中本来就有借助孔子官方势力为自家牟利的一面。而儒家所倡导的亲亲、尊尊，本来即属站位人性自私一面称言的。故历朝历代，凡儒家道统型社会末期便一定会形成庞大裙带关系网络，官官相护，暗无天日。最后导致整个社会完全沦为黑社会江湖化，宗亲豪族凌暴百姓民众，民不聊生，整个社会毕竟崩溃坍塌。而这些都是缘于孔子儒家思想固有症结的。另有一种新儒家甚至说儒家也有民主宪政思想，其实即为黑白颠倒之说。如果说当时的春秋魯国可能会出现一种属于民主宪政雏形的，即为有孔子所病诟的“三桓乱魯”，即为当时的魯国社会已经形成了由同出魯桓公的三家与魯国公室分权治理魯国的局面，相当于近代民主宪政制的雏形。但这种分权治理在孔子看来，那就是大逆不道的。故《论语》孔子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以及指摘管仲“反坫”、“樹塞门”，大臣和邦君分庭抗礼之行为。孔子是从礼制的角度指斥季桓子及管仲的，即为儒家学术旨在建立一种君王独尊的社会体系。传统礼学，列级差等制度之建立，虽然也有其属于自然律的合理面，但古制三公辅相大臣者本来即可与君王等贵贱者，如齊桓公当时奉管仲为“仲父”者，即为三公首辅者，相当于国师君父者，君王对其言听计从，其地位原不在君王之下。故循古道列阶差等是属于平缓渐进的，即如金字塔结构者。而孔子儒家所倡立的专制主义却沦为完全的讲求君王之尊崇，故后世秦、漢以来之中国即为于这种君王独尊专崇之社会，至明清则愈演愈烈，清朝大臣们上朝觐见皆匍匐跪地口称“奴才”。此即儒家道统型社会专制主义变本加厉者。故孔子儒家思想虽然有讲仁义道德以及倡孝道的一面为可取者，其实即属于一种封建专制独裁的思想毒素。必须承认，儒家文化中，包括孟子、荀子等人，或多或少也有某种民本主义思想，如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但这种思想成分不是其核心理念，儒家的核心思想理念，毕竟是要建立专制体系的。有一种将孟子的思想理解为民主或民本的，其实是和误读古文有关。如孟子有曰“民贵君轻”者（《孟子·尽心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之“轻”字，原指天清轻之在上，原非轻蔑轻视之“轻”。而孟子所言“民贵”者，即贵重之“贵”。“贵”字从“貝”字通“则”字，即为指百姓人民要有行为准则。而其言君轻者，即相当于齊学管子所说的“无私”（《管子·牧民第一·六亲五法》曰“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无私心贪欲者，清明廉洁者，即能像天一样清轻在上也。后儒未得正解之故，往往谬见于此，故明初洪武皇帝因此几欲毁孟子庙，即为《孟子》中的这种思想为封建专制统治者所不能接受。孟子生活的年代属于春秋晚期，战国之初，当时主要是因田齊之兴，有所谓稷下宫学派盛行一时，而孟子当时即参与其中，与齊学各家进行过学术交流，故其思想体系中自然即有这种原属齊学姜尚、管仲一脉承自炎帝、黄帝的思想体系。故孟夫子有此之说，即不足为奇哉。荀子亦尔。而论儒家学术，从孔孟一系所出者，主要的是推行孝道，而假饰以仁义道德。孝道思想从周公言其道“尊尊、亲亲”（出《淮南鴻烈》，讲武王克商之后姜太公与周公之间的一段关于治国理念的对白），而孔子承之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出《论语·颜渊》），传其弟子曾参而著有《孝经》。孟子则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这是儒家治国理政的一个理想。建立这样的长幼尊卑秩序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强调这种长幼尊卑之次，置公理正义于何地？《论语》中有一个最典型的公案，即父为子隐。“枼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父亲偷人家羊，即为犯了偷窃之罪，像孔子所提倡的那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其实即为父子之间互相包庇。如果犯了比偷窃更大的罪行，也遵循孔子的这种理念，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那公理道义便荡然无存。而人们的贪婪自私则会更变本加厉。故馮友蘭弟子李長之的文章言“孔子曾经被统治阶级利用，已经和封建势力有着不解缘，如果谈孔子，就会为反动势力张目，孔子是不可谈的”。其所言的反动势力，其实即今所见的黑恶贪腐，而在儒家道统型社会中这种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黑恶贪腐似乎就变得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了。唏嘘哉！而孝道的实质是要建立一种整体的服从体系。按照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来整肃和谛建一种社会秩序。故今论孔子儒家思想的本质，其实就是要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服从体系，是属于尊君奉王的，属于独裁者专制威权的。“假若纯心是利用孔子，那不必说，是最可憎恶的。为了憎恶这般口是心非，用大道理来遮掩自己的丑恶的人，索性连孔子的大道理也鄙薄起来，这也是人情之常吧。正如时代的名士薄周孔，我们是可以原谅并同情的。就是在近些年，有些头号的贪官污吏，也在提倡尊孔，创办什么刊物之类，叫人见了也恶心。真正尊爱孔子的人，因此而不愿谈孔子，何尝不对？佛头着粪，固无损于佛，然而有洁癖的人，也只好连佛头也不睬了！”这段话也是李長之《孔子可谈而不可谈》中的。人们容易犯的是随意攀比和牵扯的，而事物之间许多情况下是属于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中国文人历来就惯于耍弄这种属于语言学的绮惑伎俩。攀比牵扯作为一种抬高自家的做法会经常被用到。其人用了一个“佛头着粪”的比喻，这种原来是不存在比拟关系的牵强比拟是中国文人常所惯用的，如战国之际莊子用“曳尾龟”的比喻（出《莊子·秋水》）来说明自己不想做官的道理，但人岂能和水族龟鳖相比拟哉！而佛为出世间圣人。作为世间人一心但热衷于为官仕途，三个月没官做就会惶恐不可终日（出《孟子·滕文公下》：“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的孔子，又怎么能和放弃王位尊荣出家修行出世间解脱的佛陀相比呢！所以，公孫先生名学讲“牛合羊非马”命题，即人们在比较事物之时要先行匡定一种衡量标准，界定一个大致可比拟的范畴。而有些事物之间其实是不存在比拟关系的。如牛羊都有犄角，而马没有犄角那样，有无犄角，截然之不同，固不能混淆牵扯作谈。但李長之的这段文字却有一个可取之处，即为其承认贪官污吏们在提倡尊孔。贪官污吏为什么要提倡尊孔？还不是因为儒家孔孟思想有一种麻痹人民百姓的作用，贪官污吏们一旦通过不法手段攫夺侵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及社会资源，便形成了新的剥削阶级，新剥削阶级们理所当然地要百姓人民社会下层被剥削者们自甘认命，而儒家学说孔孟思想正可以用来洗脑和麻痹百姓人民社会下层被剥削者。▲黑船事件(くろふねらいこう)是指年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的事件，日本嘉永六年（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培里（也译作“佩里”）和祖·阿博特等率舰队驶入江户湾浦贺海面的事件，最后双方于次年（年）签定《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日本是在黑船事件，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领舰队强行打开国门之后进行了属于文化层面的深刻反思，由思想家兼教育家福泽谕吉提出“弃儒论”，而成功地进行了文化的革新。福泽谕吉的弃儒论笔者并不十分赞同。平心而论，儒家思想虽然其实质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者利益，强调的是威权君主主义和服从意识，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属于帝国的服从体系，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压榨剥削人民的。但威权主义或君主主义本身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并不可以完全地丢弃，以所有的世间政府体系其实都是属于威权的，都要讲求一定的君主主义的。所以，完全丢弃儒家思想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至少儒家从世间道德层面讲仁、义、礼、智、信也是不可丢弃的，虽然其中有在乎和重点之不同，比如“信”字儒家五德排在末尾，兵家则曰“智、信、仁、勇、严”更看重“信”字，这些作为学派思想理念的差异，值得商榷和探究。是故，今天我们应正视儒家等传统旧学国故，便要不盲从迷信，要从批判和审视的角度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故笔者今日在此批判孔子儒家思想，即为属后新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若干年之后，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再重新反思过去，检讨国故旧学。若孔子儒家思想中存在着属于愚民的，和民本主义矛盾的思想理念，如《论语》之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及“唯女子小人难养也”（出《论语·阳货》）轻视妇女儿童的，“学而优则仕”（出《论语·子張》）等轻视劳动者的思想，就应该充分予以揭露和批判之。年7月1日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