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作者斑斓秋色独家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华壮悲凉无美不备——曹植《箜篌引》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道。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箜篌引》是曹植前期诗作，约写于建安十六年至二十一年（公元-年）间，其时他被封为平原侯或临淄侯，生活处境正在得意自适之中。这是一首酣宴诗，关于这类诗作，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曾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管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猬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可见酣宴生活是建安诗坛不容忽视的题材之一，也是能体现“慷慨以任气”的建安诗歌艺术精神的。但是，若干年前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学术界曾经将游宴诗视为批判的对象。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以后，人们的艺术视野随之开阔，排除了往日的偏见，对它们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加以重新审视，这是非常必要的。诗篇起笔开门见山，直叙高堂置酒，亲朋近友如云，随同诗人酣宴畅饮的景况。字里行间倾吐出诗人自赏自信的风韵气度，正如敖陶孙所云：“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也使我们不难想象这位才华出众的青年诗人，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威望之高。这情景于《三国志·魏志·任城王萧王传》裴注引《文士传》中曾有所载：“廖尝从容谓太祖曰：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中厨办丰膳”八句，对盛宴展开描绘。宴席上不仅有美酒加烹羊宰牛的“丰膳”，还有音乐加歌舞来助兴。请听音乐：时而音调慷慨激昂的秦筝鸣奏；时而声律和谐轻柔的齐瑟响起。那刚柔急缓起伏错落交响奏鸣的乐曲飘荡在席间。再看歌舞：婀娜翩翩的婆娑舞姿，仿佛当年的名伎阳阿在起舞；悦耳动听的美妙歌声，好似东汉的洛阳歌手在引吭；那令人陶醉的轻歌曼舞回旋在周围。美酒饮过三巡，个个醉意微微，于是宽衣松带，尽情地享用各种佳肴美味。读到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诗人待客的一片真情挚意；仿佛感受到了当时那音乐歌舞美妙迷人的艺术氛围；有如目睹了以诗人为首的一群青年放浪形骸于酒席宴上的情景。在这里见不到传统清规戒律的约束，人人自由自在，倜傥不羁。应当说这正是建安时期思想解放，魏晋风度肇始的体现。其中，更表现出了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的个性气质。“主称千金寿”六句，围绕主客之间的深情厚谊来写。主人以祝宾客之寿的名义，赠以千金，宾客以祝愿主人长寿为由表示酬谢之意，彼此情深意浓。又相约永不忘却旧好，如果初始情厚而中道变节以薄情结束，此乃道义所不容。主人自述谦恭待客，本是君子应具的品德，别无他求而已！“馨折欲何求”的设问，蕴藉极深。一则如此热情款待宾客，绝非施以小恩小惠欲求于人，如果那样还何谈“君子德”呢？再则又确有所求，求的是“久要”常在。那“久要”当然指志同道合，齐心共建大业，携手实现远大理想。清人吴淇评论本诗时曾指出：“‘主称千金寿”，实惠也；‘客奉万年酬’者，虚名也。然主人敬宾如此其隆，岂欲禁博彼一声万年之虚奉哉。为‘久要’‘无为’‘薄终’，无非以义相期，欲与之同患难共功名耳。”吴洪之论切中肯繁。此段描写颇为重要，本次酣宴的宗旨全在于此，这其中又隐含着处于变革阶段的建安年间，主宾所代表的一代觉醒者的追求与心态。读者不妨设想：如果去掉这中间的六句诗，仅仅存“丰膳”、“秦筝”、“齐瑟”、“奇舞”、“名讴”、“乐饮”、“缓带”等描绘，那么这种酣宴岂不变成为太平盛世的点缀，或者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寻欢作乐？那就大大降低了诗篇的思想格调，毫无价值可言了。最末的“惊风飘白日”八句，看似突兀，与上难以衔接，实则一脉相承紧密相关。上文已透露急欲建树功业之愿，为此须珍惜时光，抓紧时机。在曹操《短歌行》解析部分中已经提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要在时间中去实现。生命意识的觉醒，必然带来时间意识的增强。这种观念意识不唯曹操所独有，也是建安时代人们的普遍意识和感受到的问题。所以以“慷慨悲凉”格调著称的建安文学，充满一种感叹社会、人事迁逝的悲壮美。正是在这种典型心理态势下，曹植才惊呼白日被劲风吹动，急驶西流而去。盛壮的年华稍纵即逝就不会再来，人生转瞬就是百年。今日无比欢乐酣饮于华屋，最终都要归之于荒凉的山丘。是的，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想到这里，于是悲从中来。天地之间最冷酷无情者莫过于时光，它绝不肯为任何人而稍停片刻。历史上无数先辈，不论是轰轰烈烈的伟人，还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末了都将死去。正像曹操《龟虽寿》篇所唱：“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这的确是一个永远令世人思索的古老而又常新的永恒课题。其古老在于人生死亡的结局，早已成为有史以来人类的常规共识，其常新在于不同时代不同人们对它的不同对待态度。“知命复何忧”，所表述的正是曹植对这一课题的严肃回答：既然知晓了人生世事生灭变化的道理，而在有生之年又曾经追求奋斗过，那么对人人最终的必然归宿，虽无奈，却有何遗憾？又何值一忧？此一回答可谓悲壮而豪迈，深沉又复杂，它动人心魄，引人深思。清人陈祚明评论本诗时称赞说：“华壮悲凉，无美不备”，这是公允之论，但同时他还说：“其情愈苦，其词隐约难明，使读者一不知其所寄之在何。”此论则未必尽然。读罢全诗，仔细品味，其悲苦之情，隐约难明之词，所寄之意，并非是不可知的。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便是：当年将建安时期的游宴诗（包括曹植这首《箜篌引》在内）一律视为批判排斥的对象，是极不恰当的。第二，这首酣宴诗不只是描写了盛宴之欢乐，还反映出了建安时代社会生活及人们心态的一个侧面，特别是表现出了诗人潇洒风流，任性而行，“美邀游，然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的独特个性。第三，本诗具有完美而高超的艺术魅力。钟惺曾说：“子建柔情丽质，不减文帝；而肝肠气骨，时有磊块处，似为过之。”这是通过曹丕与曹植兄弟二人的比较，指出了曹植诗独特的艺术美。而胡应麟《诗薮》更从时代的高度着眼说：“逾夫建安、黄初，云蒸龙奋，陈思藻丽，绝世无双。”子建的这些艺术造诣，在《箜篌引》中都有所体现。所以叶燮认为曹植的“《美女篇》可为汉魏压卷，《签筷引》次之。”此说不无道理，总之，《箜篌引》是一篇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佳作。参考资料：古诗词图片来源于网络，本文系作者斑斓秋色独家原创，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